蚯蚓电影完整版观看中文剧情介绍: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中，外国传教士一直在译书中起着主导地位。中国译者均为治经史出身的旧式士人，而新一代的翻译人才正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尚未独立担当此任。此期的西学翻译方式仍与明末清初一样，采取西人译，中国学者述，由中西译者合作完成。其做法为：由西方译者口译，中国译者笔述、润色。傅兰雅在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状况时对此作过详细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人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14]这种译书方式是中西文化早期接触的历史产物。从傅兰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学输入，对译本的选择、内容的理解、西文中译等译书环节，都取决于外籍译者。所以此期出版的西书，多联署中西译者之名，西士在前，华士在后。如《代微积拾级》（英人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谈天》（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数学理》（英人傅兰雅译，赵元益述）、《化学鉴原》（傅兰雅译，徐寿述）、《声学》（傅兰雅译，徐建寅述）、《地学浅释》（美人玛高温译，华蘅芳述）、《绘地法原》（美人金楷理译，王德钧述）等。梁启超作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西学书目表》[15]所录书目绝大部分是出版于中日甲午战前的，亦能说明当时西学传播的状况。该书目表中除去所录的几种报刊外，均为刊行的西书。其作者情况如下：中西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译著者139部，中国学者译著者38部。可见，绝大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转述和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作用。然而，这种状况仅是暂时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译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至清朝灭亡的十余年间，中国译界格外活跃，经过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正如梁启超所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按：1902年、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6]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可以从此期出版的西书译著者的情况反映出来。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17]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者35部。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译著远远超过同期外国人的译著。这一情况与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反映的状况相比，来了一个大颠倒。由此可见，此期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充当了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在此以前，中国译者不唯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而此期的中国译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各个阶层。如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戢翼翚、杨廷栋、麦鼎华、章宗祥等，就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参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胜过其前辈。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文化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输入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使西学东渐出现了新的形势。相关影视:蚯蚓电影完整版观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