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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所谓“听览之暇，留一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奏请编录太宗诗文集行世，太宗“不许”,认为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唐太宗恪守自己的诺言，生前始终不刊文集，这是他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的反映。
他还明确主张诗以言志，文以载德。他在《帝京篇序》中说： “予追踪百王吃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以尧，舜明君为法，以秦汉之弊为鉴，不至海，不封禅，不求仙，不巡游， “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文以载德文艺观的形成，是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的结果。贞观二年，他对大臣谈到自己读了隋炀帝文集的感想时说： “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乘机进谏： “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曰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唐太宗深有感触地回答：“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以炀帝的美文败德为鉴，不务虚名。可知败德之君，留文于世，徒然贻笑后人，从而吸取德盛才能文茂的正面教训，采取不刊文集的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