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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发言为会议定了调子。于是，李立三的“错误”无缘无故被升级。
陈伯达与李立三到底有何冤仇，要如此批判李立三？
原来，在建国初期，中共内部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个是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一个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其中在工运理论问题上，李立三、邓子恢与高岗、陈伯达针锋相对。两方争论的焦点便是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工会与行政是否具有不同的立场。
李立三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内部存在着公私矛盾和要兼顾公私利益的思想，邓子恢则进一步提出工会同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问题。
而高岗、陈伯达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刘少奇则站在李立三、邓子恢一边。
就此问题，李立三曾在1951 年10 月2 日给毛泽东写信，就“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作出请示报告。李立三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封请示报告，令他丢掉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成为他新一轮不幸遭遇的开端。毛泽东不仅否定了他的意见，同时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