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枭雄电影女记者

（七）自由与主权
法国大革命对于许多法国人而言，虽然造成了个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结果，但是，至少从它那雅各宾党的形式来看，它却正像许多大革命一样，是大部分觉得整个国家都获得了解放的法国人，对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之欲望突然爆发的结果。卢梭曾经狂喜地指出：自由的法律，或许会比暴政的桎梏更加严苛。暴政是对人类主宰者的服务，而法律不可能变成暴君。卢梭所指的自由，并不是个人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不受别人干涉的“消极”自由；他所指的自由乃是：每一个绝对有资格成为社会一分子的人，都有资格享有公共权力（public power），而不只是某些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权力；而所谓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有权利去干涉每一位公民的全部生活之权力。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者，很正确地看出，这种意义下的“积极”自由，很容易会摧毁许多他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他们指出：全民的主权，可以很轻易地摧毁个人的主权。穆勒曾经耐心解释说，所谓“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并不一定就能构成“自由”，而穆勒此说是难以辩驳的。因为主持治理的人民，不一定就是被治理的人民，而民主式的自治，也不是各人治理自己的意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是“每一个人都由其余的人治理”。穆勒和他的信徒，都曾经谈到“多数人的暴权”（the tyranny of majority），以及“流行感觉和意见的暴权”（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feeling and opinion），并且认为这种暴权，和其他任何侵犯到人类神圣和生活领域的暴权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