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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此时在北方，除了得到一批青年学生和少数大学教授的拥护外，尚无多大影响。北方军阀武人中，除冯玉祥较早与国民党人接近外，大都不把国民党放在眼里，对于没有多大军事实力的孙中山仍然以空发议论的“大炮”相看，没有真正与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联合反直的历史关系，未便骤然置之不理，所以当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时，段祺瑞、张作霖辈也致电表示欢迎之意。
但未等孙中山启行北上，冯、段、张三人已于11月10日会晤天津。同日，直系各督联名自南京发表通电，请段祺瑞主政，加强了段的地位。13日，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闽、鄂、豫、陕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组织八省同盟，并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等联名通电，声言因中央政府中断，对北京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承认。冯玉祥与张作霖为了共同对付长江流域各省直系势力的挑战，觉得有即行解决中央政权的必要。
推倒曹锟贿选政权后，各方多主张废弃法统，重新创造，但对于新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各方意见不一。国民党在北方的人士主张采用合议的委员制，以取代独裁的总统制。舆论亦不乏主张委员制者。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人普遍厌弃武力统一主义，以为借强有力人物解决国是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实行委员制，则庶政合议，无专断偏重之弊，且可趁此废除总统，以免将来再演贿选、武力统一种种谬误。一时间，采用委员制的空气十分浓厚。但委员制具体如何实行，各方想法参差：有的主张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几个名流，联合组织；有的设想每个省区各举一人为委员，组织委员会，由委员会中互选一人为委员长，行使总统职权；还有的建议中央设置5至7名行政委员，政务处理采取合议制，委员不必兼领部务，其地位犹如唐代的同平章事、明代的内阁，或清代的军机。其时政界、学界名流如唐绍仪、章太炎等均主张实行委员制。素来标榜“自治”的南方实力派如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等，此时亦趁机响应委员制和复倡联省制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