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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马克思实际上已为我们解开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谜底，即自在之物并不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而是在冥冥之中决定着意志的“物质生产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如前所述，康德试图把意志理性化，并用理性所颁发的道德法则牢牢地“拴住”意志，这表明康德哲学非但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而马克思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拴住”意志的乃是物质生产关系。在《康德哲学批判》的长文中，叔本华曾经谈到自己阅读康德著作时的感受：“尽管〔我这里说的〕是不可证明的，我却真是认定每当康德谈到自在之物时，在他精神最阴暗的深处总是朦胧地想到了意志。”[40]其实，叔本华的这一感受归根到底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康德之所以不直接使用“意志”这个概念，而用“实践理性”取而代之，并竭尽全力用表层意义上的善良意志、道德法则和深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来约束和引导意志，表明他意识深处真正重视的还不是意志，而是在理想状态中能够约束意志的那种力量。无助的康德把这种力量归结为超验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这种力量确实是超验的，但它并不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而是人们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必定会形成的物质生产关系。只要人们不泛泛地谈论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应该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真正的继承者和批判者，关键在于，他揭示了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比叔本华更接近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