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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瑞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个经验主义的公式就使陶先生不能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重要，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政治对于教育的决定作用，和经济、政治的革命对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作用。”[31]
王泰然认为：“他的‘改造乡村’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依靠中农，团结劳动人民来实现；也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代表着中农的利益和要求，以中农为其社会基础的，这种立场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32]
潘开沛不同意以上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他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一是认为陶行知“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 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二是认为“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 三是认为陶行知的民主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他反对戴白韬等陶行知的学生在评价陶行知时把政治和教育分开的做法，认为：“ 我们不能把将他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