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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学昭的《文君之出》，选择了出自《西京杂记》的司马相如与茂陵女子相遇之事。本事记载：司马相如奉命开通蜀道，路遇茂陵女子，“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3]对司马相如的移情别恋，卓文君的选择只是劝止。元杂剧中有孙仲章的《卓文君白头吟》、明传奇中有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也写到这一故事，但除了以之讥讽司马相如喜新厌旧外，也隐含着对卓文君所嫁非人的讥讽和感慨。故事中卓文君始终是被动的。而陈学昭则在《文君之出》中将文君的劝止变为决然的指责。“时代的男子！时代的男子！……呀！长卿！长卿！我不料你也受人诱惑到这样！完了！完了！往日的深情哪里去了！可曾还想到我当炉设店的时日，那些患难共处的时日？我不责你没信义，别了！长卿！在你们所认为幸福的幸福，我决不妨碍你们，别了！长卿！别了！”[4]在此，卓文君用感叹的语气显示内在的愤怒，以质问的话语责问背弃，以“别了！”这一连贯的话语显示了对司马相如的失望。卓文君最终走出了家门，抛弃了自己选择的爱情。这一形象已全然抛弃了元明戏曲中的含蓄和忍让。虽然陈学昭于剧作中仅暗示了司马相如的动摇和思想上的游移，并将茂陵女子描述为“矮胖身材”“带着骄倨的样子”，全然没有传统故事中的才情，但误会本身更加剧了文君主动出走的力量。剧作凸显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期待、焦灼、恐惧及突然而至的心理崩溃等变化过程。剧作家选择茂陵女子的传说，却抛弃了卓文君“自绝以劝”的“从夫”的贤良，而是任压抑、嫉恨的心理宣泄，并最终抛弃了背却前盟的“负心男”，走出家庭的拘囿。这种处理虽显极端，却张扬了女性自思、自决的主动意识。虽然剧作简短，却将女性自主的题旨展露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