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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求真，从而使人们信其所信，疑其所疑。这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赵先生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方面，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是竭尽心力。1987年，赵先生出版了他的一本论集《古史考辨》。此书汇辑了赵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所写的有关中国古史研究的26篇论文，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上起氏族社会，下迄明清史事，以及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从“辨析”到“考辨”，反映了作者的旨趣和追求，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风格和特色。刘家和教授曾撰文阐发赵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精神，文中特举《古史考辨》中的《〈左传〉编撰考》（上下）、《说〈尚书·金縢〉篇》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文献的考辨之精细；又举同书中的《“明保”与“保”考辨》、《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史事的考辨之缜密，可谓闳中肆外之论，读来深受启迪。[6]这里，我想就《古史考辨》中的另一篇论文《司马迁生年考辨》，讲一点读后的认识，用以说明我对赵先生考证之功和求真精神的理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是近七八十年来人们争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此，主要有二说：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赵先生主建元六年说，他在文中首先论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正确，其证据有三：一是《索引》引《博物志》所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认为这是“最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二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赵先生据《集解》引“徐广曰”加以辨析，认为南游归来当元鼎二三年间。三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赖先人绪业，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赵先生认为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不是如王国维所说作于太始四年（前93年）。根据这三条考证，作者得到如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