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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的道德说教已经在蒙古统治层内发生了作用，以屠杀掠夺为职业的蒙古君臣们也开始注意“保护生灵”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以后，蒙古军征服西夏时虽然也曾大肆杀掠，但在成吉思汗临死前一个月，成吉思汗却明确地对群臣说： “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征战杀伐了一生，在临死时却发布了一个不准杀掠的命令，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用游牧民族的奴隶制的杀掠方法，已经不能统治广大汉族地区和其他地区，要想争取民心，有效地统治封建化程度较高的广大地区，就必须限制杀掠，逐步采取比较文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方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上、政策上的转变，它与丘处机、耶律楚材以及其他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丘处机师徒对蒙古君臣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成吉思汗在世时，甚至到成吉思汗去世几代之后，道教思想在蒙古统治层内还在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