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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上的差别，并以此来批评一些人的民族偏见，这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元朝统治者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那种气度。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撰写“正史”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173]